水利部表示：将继续通过多种方式制止餐饮浪费

在此方面，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基本判断：中国经济基本面仍然有可观的回旋空间、韧性和成长性，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当一个制造业的产业链集群形成后，一些跨国公司为了节约时间和协同成本，就会将它的研发基地、零部件生产厂、整机装配厂转移到此处。这些价值增值体系原本可以游离在世界各地，通过网络链接。

要未雨绸缪，关注境外疫情形势，在坚持不懈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应对和化解各国为抗击疫情采取的各项限制性措施对货物航运带来的影响，促进我国出口货物出得去、进口货物进得来。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产业链上各类企业不分国家和地区，根据自身优势进行水平分工是十分合理的，有助于产品成本的降低。四、产业链集群所在地要由市场来配置，是企业的选择而不是行政官员的意图，应具备五个突出特点。在中国，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地域，已经基本具备了这五个基本特征，可以围绕国家的战略新兴产业大力布局相关产业链集群。水平分工下的全球各国加工的产业链的基础是低关税。

只要这样的集群价值空间足够大，一个区域都可以考虑选择在这一方向上布局。水平分工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制造时代的典型生产关系，是跨国公司主导的产业链利益最大化的产物。美国大企业和传统美国政治精英立场的转变也发挥了作用。

在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的过程中，中国产品打入全球市场发挥了关键作用。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侧重于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这就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本质。这些因素导致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形成能够迫使中国改变其模式的联盟。当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需要为快速增长的经济产出找到不断增长的市场。

美国资本家将生产转移到那些工资较低的国家，而美国的工人却面临着失业。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中，总需求不会制约经济增长——所有的制约因素都在供给方面。

许多美国公司在中国设厂，这是因为中国有着充足而健康、相对受过良好教育、来自广大农村地区的廉价劳动力。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生产性投资提供的融资大部分来自国内，而非外国投资。这说明可通过谈判途径解决冲突。中国不再是廉价低技术产品的主要供应国。

今天的中美贸易冲突是一种制度冲突，是处于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强国与正在崛起的经济强国之间的冲突，后者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不同于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发起了一系列的贸易保护主义攻势地方专项债有一部分指标也可以挪到中央政府债务中。不过，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都是从最终需求的角度来说的，体现了财政政策传统的单一需求管理路径。

当然，财政状况恶化的风险依然存在，出台财政政策仍然需要在财政风险和公共风险之间进行谨慎权衡。虽然现在不少人呼吁财政政策应尽快加大在消费和投资上的刺激力度，但在我看来，现在的财政政策远没有到刺激政策的阶段，现在还是要保生存，使生存风险最小化，从而为经济恢复创造条件。

疫情以来，关于财政政策如何发挥作用的讨论很多。中央政治局会议现在已经明确了要提高赤字率、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抗疫特别国债等。

这段时间，我国总共出台了几十项针对地方、企业和个人的财政政策，涉及税收减免、财政补贴、出口退税、贷款展期、贷款贴息、担保和优惠，部分税费缓期缴纳等，地方也因地制宜出台了不少政策和操作细则。从我们国家现有的财政状况来看，扩大一些财政风险是可以承受的。就像救火一样，把火点隔离开，就不会串起来形成更大的火势，把由新冠疫情冲击带来的风险点隔离开，就可以避免整个国家公共风险水平的进一步升级。公共消费一是维护政府运转的消费，二是供社会成员消费的公共服务，如公共卫生、职业教育、培训支持等等，这些都跟六保密切相关。可以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来筹措资金来源，特别国债的预算规模可以考虑达到5万亿，分次发行，央行扩表，零利率购买。这些政策主要通过对冲疫情冲击、买单和救助三个方面，给居民生活、复工复产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要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相比全球大部分经济体，不少研究机构和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财政政策可选择的措施较多，回旋余地也比较大。

另一方面，从当前的条件下看，基建投资恐怕难以再发挥2008年、2009年时期那么大的作用。（作者是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进入 刘尚希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财政政策 。

而通过保存量、保住基本盘，自然就能实现经济和社会稳定的目标。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来，要以更大的力度对冲疫情的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

财政政策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手段之一，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可以将公共风险转化为一定程度的财政风险，以此来对冲公共风险，这是其他政策手段所不能比拟的。在疫情冲击下，对冲风险的职责应当更多由中央政府和中央财政来承担。通过传统的基建投资来恢复和稳定经济、稳定就业，这个效果会较低，因为传统基建投资的空间变小，其乘数效应也大大降低。怎么去理解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是不是提高赤字、扩大政府债务、发行特别国债，就等于积极有为了？显然不仅仅是这样。

这实际上已经体现了财政政策思路的一些变化，开始转向风险管理的新框架。我认为六保的提出可以视为财政政策摆脱路径依赖的一个新思路，增加赤字、扩大债务应主要围绕六保来做文章。

政策力度大，更有助于提振信心。现在进一步扩大地方专项债面临着很多现实的困难，找项目越来越难。

所以，我们有能力以财政风险对冲其他的公共风险。六保也就意味着六个方面不确定性大、风险高，需要政府来保险，其背后其实就是疫情冲击导致的几大风险，政府通过六保来管理和隔离风险，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稳定目的。

从具体措施上来讲，我建议设置一个以六保为用途的专门特别预算，而不是零散出台政策，这样更有利于发挥政策的规模效应，否则，在引导预期和提振市场信心方面作用有限。从控制债务风险的角度，不应一味让地方发债、让地方去对冲风险，因为地方尤其是基层的风险控制能力比较弱，不如更多地由中央财政来做，中央财政债务从其占比和规模来讲都比地方小。通过稳消费以恢复经济和政府通过启动基建投资来扩大就业、恢复经济是现在讨论比较多的两条主要思路，也是通常认为财政应该发力的两大领域。现在大家关于赤字率到底有多高、债务规模有多大有很多具体的建议和讨论，但我想更关键的问题还是政府扩大赤字增加债务以后干什么，我们按照按量出为入的财政逻辑先要搞清楚干什么，然后是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实际执行下来，可以小于5万亿元，但基于当前市场悲观情绪蔓延，预算规模可以大一些而通过保存量、保住基本盘，自然就能实现经济和社会稳定的目标。

所以，我们有能力以财政风险对冲其他的公共风险。另一方面，从当前的条件下看，基建投资恐怕难以再发挥2008年、2009年时期那么大的作用。

实际执行下来，可以小于5万亿元，但基于当前市场悲观情绪蔓延，预算规模可以大一些。中央政治局会议现在已经明确了要提高赤字率、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抗疫特别国债等。